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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住在胡同裡，也沒有院墻，但楊五一感到其實那還是個“大院”。他們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組織的，根本沒機會接觸到普通市民。見面閑聊說幾句客套話，平時做瞭稀罕吃的互相送送，過年過節串個親戚，結婚送禮擺喜酒……這些北京人的老禮兒，跟大院裡的人無關。他們習慣於更簡單，更直接的方式。
每個大院都是一個功能齊備、自給自足的小社會。禮堂、操場、浴室、遊泳池、俱樂部、商店，甚至醫院、郵局、儲蓄所、幼兒園、小學、附屬中學……應有盡有。他們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資源。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除瞭火葬場，大院裡面什麼都有。
對於胡同內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終有一新北市除毛｜新北市除毛推薦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帶有各地方言腔調的普通話，工作好像永遠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條。
景山後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大院，其建築為梁思成設計
至今讓靈山記憶猶新的一幕是，搬進學生宿舍第一天。同屋的一個女同學問她：“你們傢是高幹嗎？”靈山說，不是。女同學不言語瞭，過瞭一會兒說：“你長得像‘高幹’。”“長相還能看出來？高幹傢出來的長什麼樣？”女同學說不上來，但在他們心中確實有一把尺子。對於平民子弟，他們確乎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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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巍認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閑適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雖然沒有什麼高貴的生活，但榮華富貴他們都見過。雖然，彼此也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兒打架，但打完瞭還能交朋友，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占據瞭北京最有地理環境的則當屬景山後面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地安門大院，今天去景山公園，仍可以在公園北墻外看到把守著馬路東西兩側的大屋頂建築——這座大院今天依然那麼顯眼。在沙灘後街，有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府右街南口有統戰部大院，那都是位置最好的大院之一。
在海軍大院長大的袁憶清，婆傢也是部隊的。直到出身“地方”的真空除毛｜真空除毛推薦弟媳進門，才第一次有人張羅給孩子壓歲錢。“我們小時候根本不講究這些，大人也不給，孩子也不要。給來給去多麻煩！”袁憶清更喜歡院裡簡單的方式。
楊五一說，大院子弟們最集中的一段院兒內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學校全都停課鬧革命瞭，傢裡的大人靠邊站的靠邊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瞭他們這幫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兩撥孩子在院裡碰上瞭，話茬不對就能打起來。”可一旦院裡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發生瞭沖突，院裡孩子則顯得異常團結。“隻要說是我們院的孩子跟人打起來瞭，那二話不說全院都上。”楊五一回憶。
早在建國前夕的1949年9月，梁思成便對這種無序的發展趨勢感到憂心忡忡。他曾致信給當時的市長聶榮臻，對一些單位沒有獲得都市計劃委員會同意就隨意建房的現象提出批評。他稱“這種辦法若繼續下去，在極短的期間內，北平的建設工作即將呈現混亂狀態，即將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他希望聶榮臻以市長兼市劃會主委的名義佈告所有各級公私機關團體和私人，在空地上新建建築，必須先征詢市劃會的意見。
院裡院外
幾十年後，當我們試圖探究它們的建設過程時，發現在北京的市屬檔案系統和史料中很難找到線索。顯然，大院圍墻一封，院裡的佈局、設計、施工全都由各單位自己解決。各大院各自為政，缺乏統一規劃，漸漸地北京被割裂成一個又一個的小團體。
原標題：北京大院生活：除瞭火葬場，裡面什麼都有
幾年後，沿長安街一線建起瞭外貿部、煤炭部、紡織部。有四部一會之稱的第一、第二機械部、財政部和國傢計委等單位，則聚集在復興門外三裡河一帶。解放軍總後勤部、海軍、空軍、通訊兵、鐵道兵等，軍隊首腦機關分佈在更靠西的公主墳至西山腳下。以八大院校為代表的科研、文教大院集中在城北的學院路一帶。
顯然，北京市的設想並沒有得到各單位的響應。
1953年，疲於應付的北京市也在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六個統一”的原則。即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設、統一分配、統一管理。並指出，“六個統一”中關鍵在於統一建設，建議除瞭國防、工業及其他特殊建築外，所有住宅、辦公樓、科研單位、學校都應當把投資交北京市統一安排。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過程中，大院子弟間建立瞭外人難以體會的感情。王朔、葉京的發小兒劉俍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說：“我們之間好到不講理的程度，我托你辦事，你必須給我辦成，辦不成我就罵你，我不考慮你有沒有能力辦。那時大傢都沒什麼錢，有時一算日子，哥兒們是不是該發工資瞭，二話不說，就拉著剛發工資的哥兒們上外邊吃飯去瞭。沒什麼話說，那會兒掙得都不多，一頓飯半月工資沒瞭，但那也要請。”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外有大片的農田和無主荒地。各單位要建辦公區，自然免去瞭如今征地拆遷的諸多麻煩。一時間，在北京的近郊形成瞭“誰蓋樓中央就撥錢，誰就跑馬占地”的狀態。
對於胡同裡長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裡的生活也顯得非常神秘。1963年，從小在胡同裡長大的靈山考進瞭北京外語學校。外語學校裡集中著很多部委、軍隊的高幹子弟。靈山此前從來沒想過，北京城居然還生活著這樣一個階層。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一人一塊手表，“胡同裡即便是大學生也很少戴表”。“歐米茄”、“勞力士”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時第一次聽說。
作為胡同裡長大的代表，高巍對於大院子弟的處事方法也感到驚訝。那一年王朔因為與母親的關系緊張而到《心理訪談》做客。他跟母親的對話方式讓高巍感到驚訝，“胡同裡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瞭，也能給你大嘴巴。”
大院裡傢庭關系也顯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樣緊密。從小在海軍大院長大的林園記得即便是一周回傢一次，有時她也見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記憶裡，父母總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們有時會跟著保姆到他們傢去過周末。“當時也沒覺得特別慘，因為大院裡的孩子們都這樣。”林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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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單位的職工宿舍區，則緊跟著辦公區而建。1950年，復興門外真武廟一帶蓋起的三層尖頂灰磚小樓，是北京最早一批單位宿舍區。隨後，羊坊店、三裡河、百萬莊、二裡溝、和平裡……先後蓋起瞭一片一片居民樓，它們大多住著各大部委的工作人員。
盡管如此，各種大大小小的單位大院還是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建起來。老城墻雖然拆瞭，但北京城又建起瞭更多大大小小的圍墻。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末北京的各種大院，已達兩萬五千多個。
就算再生氣，胡同裡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
上世紀60年代，八九歲的楊五一跟隨父母遷往西山腳下的北京軍區大院。在那裡，他度過瞭難忘的少年時光。雖然，隨著父親的下放，他早已搬離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畫出大院的佈局圖。
北京軍區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條貫通始終的大路把大院分成東西兩院，西邊是司令部，東邊是政治部。司令部的辦公樓在西院最北端，辦公樓前是經常組織活動的大禮堂，禮堂外面是一片廣場。幾乎每個星期，廣場上都放電影。每到這時，楊五一和院裡的小孩們便會搬著小板凳坐在屏幕兩邊。什麼《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看得小孩們如癡如醉、熱血沸騰。
廣場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區。部隊大院的生活遵循著有序的級別關系，住宅區便是最典型的體現。楊五一說，宿舍區裡最顯眼的就是部長們住的二層小白樓，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見，其他宿舍樓則是紅色的。楊五一的父親比部長們低一級，住在小白樓南面的四層紅色宿舍樓裡，再往下就是大參謀們住的五十幾號樓，而大部分普通幹事則住在小河對岸的九十幾號樓裡。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楊勇的小別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裡的生活保留著明顯的集體生活印跡。許多院內居民依據早、中、晚三次定時廣播，規劃每天的作息。很多人雖然有傢庭，但仍習慣於去食堂吃飯。楊五一記得，北京軍區大院裡，有數不清的食堂，按級別不同相互區分。級別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細一些罷瞭。
大院的孩子們一出生便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從小被送到大院附屬的幼兒園全托，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傢。幼兒園畢業以後進入附屬小學，還是住校。
本應作為屬地管理部門的都市計劃委員會，此時更是疲於應付，哪個部門都比他們來頭大。一時間，都市計劃委員會竟成瞭“撥地委員會”。王軍的《城記》中曾記載瞭這樣一個細節，一位部隊首長來到北京市副市長薛子正的辦公室，質問一名工作人員：“你們要我們的用地計劃，這涉及軍事機密，能告訴你們那麼具體嗎？我們的發展規模，連我們自己都說不出，你們能估計出來嗎？”最後隻得是要多大地塊，就給多大地塊。
大院的孩子們從小上一個幼兒園、一個小學，甚至一個中學，一同參軍。傢庭關系的松散，使得他們彼此之間聯系得異常緊密。
當那些“大院”沒有進駐北京時，北京人的居住形態是分散的，他們散居在胡同裡，形成老北京的市井文化。然而大院的出現，使北京出現瞭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形態和獨特文化。大院裡，衣食住行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居民們自成一體，很少跟墻外的胡同市民打交道。老北京的人情世故他們懶於瞭解，風俗老禮兒更知之甚少。他們在內部形成瞭自己齊整的秩序，又與院外的城市相對割據。他們在各自的大院裡營造著屬於自己的大院北京，並漸漸反客為主。2004年，正在編撰《中國民俗大全·北京卷》的民俗學傢趙書對媒體說，大院文化已取代胡同文化，成為這個城市的主流。
那一時期，大院子弟與市民子弟之間沖突的極端案例，就是被許多“大院戲”反復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點”手刃胡同頑主“小混蛋”的公案。據說，王小點率領一幹大院子弟，運用瞭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瞭北京展覽館附近。傳說中“小混蛋”被紮瞭二十多刀。
1985年冬，北京，動物園，穿著軍用大衣跳舞的大院子弟
就如《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高洋把兄弟們坑瞭，有兄弟為他送瞭命，但最後大傢還是原諒他。“本是同根生，割瞭他，就傷瞭我。”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央各部委正值草創時期。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大事，便是解決辦公和職工居住地點的問題。很快，一些大部委在狹小的內城裡選中瞭心儀的辦公場所。國務院機關占瞭禮王府、全國政協占瞭順承郡王府、衛生部占瞭醇王府、解放軍機關占瞭慶王府……
在胡同裡，所有的居民的戶籍都要歸居委會管，你想辦理戶口，領糧票，都要找街道居委會，而在大院裡，居委會就是本機關的一個部門。對於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們都不甚瞭瞭。搬進北京軍區大院之前，楊五一生活在護國寺附近的平房區。“那時大院還沒建好，護國寺這片胡同裡住的都是北京軍區的人。”
北京大院生活：除瞭火葬場，裡面什麼都有
1949年，北平被定為新政權的首都。這座閑散、冷清瞭二、三十年的古城又一次回到瞭政治中心。大批革命幹部、軍人、文教人員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以勝利者的姿態接收瞭這座城市。很快他們發現，擁擠的四合院，逼仄的胡同，根本容納不下如此眾多的外來者。於是，在老城的西邊和北邊出現瞭一片又一片的辦公樓和宿舍區。漸漸地，一些樓房周圍建起瞭圍墻，北京的大院形成瞭。
本文原載於《先鋒國傢歷史》2009年第10期，老衲秘史公號。作者蕭婷，原題《從胡同北平到大院北京》。
大院子弟們彼此間的話題更與市民孩子不同。對於政治他們有著超乎一般的興趣。“他們湊在一起老聊國傢大事、世界形勢，要不然就是一些從父母那裡聽來的內幕消息。胡同裡的孩子哪兒管這些呀？我們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學習。政治跟我們壓根兒沒關系。”靈山回憶。
對於父母間官職的高低，大院子弟們異常敏感。民俗學者高巍小時候住在景山後街，傢裡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景山後身是著名的總參大院，他所在的小學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高巍記得：“那時候已經取消軍銜制瞭，這幫大院孩子們沒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學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瞭，就比誰參加革命早。我那點兒關於軍銜的知識都是那時候學來的。”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屬兩個陣營。在學校裡，即便不是一個院的，大院孩子也願意跟大院孩子在一起玩。楊五一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大院的。雖然在北京生活瞭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對胡同裡老北京的生活並不瞭解。“跟胡同裡的孩子接觸也不多，人傢也不跟你深交。”
一院一世界
但數量有限的王府遠遠滿足不瞭眾多機關單位的辦公和工作人員的居住需要。於是，更多的機關單位把目光投向瞭老城墻以外的廣袤地區。
1964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瞭一份名為《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指出“由於建設計劃是按‘條條’下達，各單位分別進行建設，北京市很難有計劃地、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至今沒有建成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許多單位總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區建設佈局的不合理和建築形式的不諧調。不少單位圈瞭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用地的嚴重浪費”。
事實上，高巍口中閑適、隨和的胡同北京早已是陳年往事。正經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經越來越稀少，即使沒拆也不像個樣子瞭。解放初，北京人口僅有100多萬。60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已攀升至1700萬。現實中，老北京人早已是鳳毛麟角，在來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們的沖擊下，在北京市舊城改造的風潮之中，隨著一條一條胡同的消失，老舍描寫的那種四合院裡居民們傢長裡短、共議國傢大事的老北京場景正在漸漸淡出，許多從小就生在城外大院宿舍樓裡的北京孩子，連四合院都沒有見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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